移动宽带在全球的蓬勃发展，给投资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认为“2010年将成为成为3G的‘拐点年’”。巨大的用户增长潜力让“移动互联网是一片蓝海”这个命题几乎成为所有人的共识。与行业的兴奋形成鲜明对比是，在深圳的腾讯有一批人显得格外冷静，腾讯无线事业部总裁刘成敏审慎地告诉笔者，他们认为移动互联网的春天还挺遥远，现阶段一定要围绕用户价值搭好平台、做好产品才能在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下为对话实录：
聚焦用户价值，腾讯无线5年转型的核心体会
郭开森：自腾讯上市以来，回顾无线业务在腾讯公司的收入比重，在移动梦网时代曾经一度高达45%的比例，但后来慢慢降低，一直稳定到现在的14、5%这样一个比例。您能不能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刘成敏：腾讯无线已经有十年的历史。公司最初盈利也靠无线盈利，公司上市的时候大部分收入来自移动梦网。04年梦网就开始走下坡路，05年，腾讯无线部门成立，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06、07年都比较困难，到08年稍好一点， 09年是3G的元年，情况也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郭开森：您认为在腾讯无线转型的过程中最大的心得在哪里?
刘成敏：在5年的转型过程中，我们悟出了两个道理：第一、用户价值是评价产品的根本标准，不能依赖“过度营销”：这些年我们积极地从用户角度来评价原来的SP业务是不是有价值，这个很重要。要判断是不是有用户价值，因为有用户价值是产品存在的理由。所以当时我们的部分SP业务例如移动QQ业务，是能够增加用户价值，优化了用户体验的;同时我们也在研究一些有价值的彩信业务和WAP业务能不能做得更好，我们在这些方面不断下功夫，不断优化。所以我们活下来来就是因为有用户价值，不要过分地营销，不要太依赖渠道或者现成的用户群来拉用户，而要想办法留住用户，让用户满意。
第二，一定要充分利用腾讯的优势资源，走有线无线一体化的道路，要把有线的优势逐步转化为无线的优势，必须要建立自己的平台，互联网经济还是范围经济，或者叫平台经济，移动互联网也有这个特征。如果没有那么大的用户基础和流量基础，是很难产生更多地增值业务或者广告收入的。所以，8年前我们就开始着手做手机QQ、手机腾讯网。当我们的手机腾讯网用户和手机QQ有一定的量的时候，我们在4年前又开始在构建其他平台比如说游戏平台，我们与中国移动合作运营手机游戏中心，这也是我们比较创新的商业模式。之后，我们还创新了很多新的商业模式：例如像互联网游戏一样，闯关收费模式，同时我们开始积极地尝试手机上的SNS游戏，手机上的网页游戏等。虽然在WAP版上的用户体验上并不太好，但是，却给一些特定的用户群(尤其是没有条件上网的用户)创造了很大价值。
郭开森：通过这些转型，是不是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大家都从“抢钱模式”变成了“真正给用户提供价值的东西才能收费”，这么一个观念的转变。
刘成敏：对，而且由“抢钱时代”逐渐变成以平台为主的：我们用游戏积累几千万用户群，我们用浏览器也积累几千万甚至上亿的用户群，我们用SNS社区也积累了大量的用户群，这样的话，使得我们这个大的平台手机QQ和手机腾讯网平台更加稳固。
郭开森：在过去的五年中咱们的无线业务转型过程，腾讯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或者挑战是什么?
刘成敏：最大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行业不断变化，我们需要保住收入稳定增长的同时，作为一家大公司，不能去做那些急功近利的事情，需要进行一个长线和短线的平衡。第二就是留住人才，尤其是05年06年无线互联网低潮的时候，所以要不断地给大家希望，然后留住团队，这件事情挑战也很大。
移动互联网短期难出现成熟商业模式
郭开森：您刚才提到建好平台才有增值服务和广告的未来，您如何看待无线广告行业。未来移动互联网在数字营销和广告方面会是一个怎样的前景?
刘成敏：中国和日本不一样，日本的手机媒体广告很发达，像mixi、Gree等几家比较好的公司，手机广告收入份额都较大。尤其是mixi的广告收入占其总收入的七成以上。一些手机网站的数字营销做得很不错，手机媒体业最大的一家广告公司是电通投资的，一年有两亿美金的收入。
最近我发现了一个变化 ，三年前去日本，手机媒体的广告主还主要是一些虚拟产品，卖游戏、推广音乐。但是，现在的变化是，像可口可乐，宝马汽车等大的实体品牌都愿意在手机媒体上做广告，甚至一些奢侈品品牌在日本的手机媒体上也有投放。
但是，中国的手机媒体广告市场还很不成熟。原因是，中国手机上网还是从三低人群开始的。一些高端智能手机，例如Iphone和Android手机在中国量很小，占手机上网人群中的比例也很小。换句话说，现在用手机上网的人还不是广告的决策者和购买者。这个因素导致我们在无线互联网上的数字营销还需要挺长时间。日本则不同，日本的手机上网一开始就是从电子邮件开始，电子邮件大多是商务人群用的。
郭开森：手机广告的展现形式是不是主要受屏幕大小、展现形式等限制?
刘成敏：关系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原因。因为你不做CPM，但可以做CPC，CPA，像日本的话CPM、CPA的广告也占五成。屏幕小没关系，小可以做个链接可以做活动，可以按照点击付费，或者按照效果、成交付费。其实主要是和上网人群有关系。这需要经过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等待上网人群的变化。
郭开森：从商业模式角度，您判断无线互联网现在处于一个什么环境呢?
刘成敏：现在我觉得还是处于一个缓慢增长期。它是一个蓄势过程。用户不可能一夜之间成熟起来，或者用户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终端上参差不齐的平台也不可能马上发生质的改变;网络也不能突然一夜之间给你建完备，所有的业务都可以平滑的跑;也不可能像日本运营商那样马上给出一套成熟完备的计费环境。所以我认为移动互联网的春天到来还有待时日，短期内很难出现成熟的商业模式。
用产品服务好用户 未来才能稳健发展
郭开森：现在三个环节：终端厂商，互联网企业，还有运营商，这三者之间在未来中国的移动互联网产业中扮演什么角色，现在清楚吗?
刘成敏：我觉得运营商还是最重要的角色、在价值链上是主导。从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运营商还是最重要的，因为他掌握了庞大的用户群资源、网络资源，也有选择终端的权利，这些是最重要的。移动互联网来的时候运营商也面临挑战，压力也很大。大家都想尝试一种新的平台模式，但是目前还远不成熟。终端厂商就是苹果iphone搞一个App store，并无其他成功案例。
郭开森：腾讯为什么不想扮演类似苹果App这样的角色?
刘成敏：我们做不了。目前我们还是要做好产品、发展用户，然后满足用户的主要需求，看它的演变，所以我觉得中国移动还是最有希望能做起来的，能做起来对我们也有好处。
郭开森：腾讯未来不会像苹果那样做垂直整合?
刘成敏：这个是基于腾讯很多年来，一个企业的DNA的问题，很多年来我们还是习惯做一个服务者。这是我们的定位不会改变。我们也不会去做手机，我们也不会去做运营商做的事情，你要在你的核心领域你在这个领域做得好已经是很不错了。腾讯要做的服务，做好产品，伺候好用户，才能留住他们;留住他，大家都在这儿，这个平台才能建起来。大家不来了，这个平台也不存在了。
郭开森：移动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之道，您认为产品和营销孰轻孰重?
刘成敏：营销不能过度，我们还是主张产品拉动，产品要有核心的能力让留住用户。所以我们考验的指标还是留客能力，这样的话对团队有一个正确的导向，就是用户价值导向，有新用户固然重要，但是我们更看重活跃用户;第二个指标，我们看用户的口碑，尽量让用户口口相传，这样更真实;现在的口口相传也都是WEB2.0的口口相传，好友之间互相传播，这个互相传播的前提就是产品的硬功夫要强。所以做好产品是一切的根本，重中之重，我们认为，在这个行业只有通过自己的好的产品服务好用户，未来才可能实现稳健成长。
世博闭幕，昨天任总在上研和来自多个部门的主管和员工亲切交流。其中涉及近期网络热炒的谣言，在此特意转发一下。因涉及信息安全问题，做了部分删减，但绝无更改。
问题：这次世博会公司对政府关系平台巨大的投入和战略的眼光促成了这种形势。最近新浪网有关于孙总的谣言，上海外办和市政府的有的客人问起此事，我们就说是谣言，请问有什么更好的应对。
任总：这是个“娃哈哈”的问题，媒体现在很沉闷，如果不“哈哈”，大家很压抑，没到愚人节，就开了个大玩笑。这是“成人哈哈”，反正你就哈哈一笑这事情就过去了。你在华为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你应该清楚华为公司是什么样子，华为又不是朝鲜，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华为从创立那一天开始确立的路线就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十一万员工啊，绝大部分都是高端知识分子，相当多都是世界级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人能那么团结，说明了我们有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基础就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从股权的结构设计上来看也是运用了这样的方法，这个方法把十一万员工团结起来了，团结起来，你以为还能一个人说了算吗?华为一贯的文化，就不是走家族发展的文化。我们不是搞房地产的，我们是搞科技的，科学技术不是存在我一个人的脑袋里，是在所有人的脑袋里，大家不去拼命拱，怎么会有今天?是大家拼命拱，才拱出了华为的今天。所以华为公司的所有员工都要分享华为公司的成就。我们设计这种结构就确立了任人唯贤的路线，现在我们越走越清晰，怎么还会倒回去搞任人唯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外界的所有说法都不符合实际，是集体开了个大玩笑。
第三，华为公司有近七万的员工持有虚拟的受限股，他们将集体地决定公司的命运。怎么会由一个人决定这个事怎么做呢?这怎么可能呢?我以前拥有很大股份的时候我都不这么做，现在我只有不到1.5%的股份了，我还有能力这么做吗?我还有愿望这么做吗。我给你们卖命“吃大亏”了，我才挣那么“一点钱”，太划不来了，还想继续“卖命”下去呀?不傻呀?我真正聪明就是辞职了我自己开个小公司，活得也许更开心。华为公司是几万人持股的股份公司，在财务管理上是极其严格的，是经常被审计的，最近公司很快要签发对EMT成员的审计报告。这个审计报告中有写到我多次出差到东京，有一次洗了两件衣服我没交钱是公司付的钱。审计部都审计出来了，因为我把公私混在一起了。我们一定要公私分明。大家认为我这么大年纪坐飞机应该坐头等舱吧，公司的文件是不允许我坐头等舱的，公司的最高报销级别是商务舱，我坐头等舱是自己掏钱的。这样的华为制度怎么会出现那样的说法呢?这怎么可能呢?这么多钱，财务怎么不知道呢?怎么付出去呢?这可不是私人企业呀!我个人根本就没有钱，现在我买股票贷款的钱还没有还完。这纯粹是开天大的玩笑，是个“娃哈哈”的事情。
第四点，孙总二号陪胡主席出访法国，期间还要出席**首相在**的午宴。对于这件事情，我认为如果是华为员工自己胡说八道，这些人是没有良心的;如果是外面的人说这个事情，是因为不了解;如果是媒体说这个事情，也是因为不了解，渴望知晓华为之“谜”，赚点眼球。要理解人家，你想一个人活的好，别人活不好是不可能的。别人想活的时候要你痛苦一下，你就痛一下吧，这不是一个大的问题，对公司一点影响都没有。外面的谣言以后还会多的不得了。我们正在攀珠穆朗玛峰，往上爬的时候每一步都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生命的代价。我不知道王石是怎么爬上山顶的，我只看到他在山顶的时候是他自己站着的…… 我们在攀珠穆朗玛峰过程中是没人帮我们的，每一步都是痛苦的，别指望鲜花。
以后关于我们的谣言会更多，如果我们股票上市，有些人想赚钱，就故意造个谣言，股票涨就卖，股票跌就买，幸亏今天这些谣言还没有危害社会，只是危害我们自己。大家哈哈一笑就过了，大家要习惯在这种环境中生活。所以我说，所有的姑娘都不要学阮玲玉，都要承诺永远不自杀，不要害怕谣言，你们要习惯在这样的风浪中生活，我们已经习惯了。
2010年10月，在几乎所有的中国人的电脑桌面上，正在上演一出闹剧：一只绿色的盾牌软件和另外一个企鹅标志的软件争相进行弹窗表演。一时间，声明不断、口水不断，媒体大战背后是电脑用户体验的伤害：一部分用户干脆把其中一个软件或者两个软件同时卸载掉，图个清静。
当底线一旦被突破，剩下的只有裸奔了。
这就是大多数中国网民“喜欢”的免费经济换来的代价。当免费软件充斥电脑桌面，网民们发现，选择权不知不觉已经不在自己手里。“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感觉已经越来越明显。
如果说360安全卫士是电脑社会的“警察”，那么，腾讯QQ则是软件社会的“神父”。警察每天都要巡逻，而神父每天都在祈祷。警察拥有卸载其他软件的权力，神父则在精神层面最具依赖感。警察拥有法律的制高点，而神父则在意识形态上更具心理优势。
中国的有线互联网经济从注意力时代的门户大战，进而演进到搜索大战、电子商务大战、web2.0大战、流量大战，现在终于爆发了桌面大战。
桌面大战的本质，是用户的争夺，是上网入口的争夺，是用户的电脑主导权的争夺。
不论是警察，还是神父，两者都是用户请进来的。可是，用户万万没有想到，两人居然会打起来。原因是什么呢?
中国有句老话，没有规则，不成方圆。管理者的失位，制度建设永远落后于新经济的发展，使得“贵圈有点乱”。
当媒体成为武器、法律已经滞后的时候，我们能不乱吗?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似乎只能适应上上个世纪。我们坐在办公室里，个个是带着眼镜的书生。但内心深处，为了利益实际上是道德上的野蛮人。指望商业厂商去保护用户利益，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只是一个笑话。
不论这场闹剧如何收场，受伤的一定是近4亿中国网民、电脑用户。
当然，往前看，电脑桌面大战之后，手机桌面大战，几乎是可以预期的。后一场战争，将更加复杂和不可理喻。手机用户有一天，会突然发现：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中介不再是必须的。信息密集、轻资产的业务流程外包(BPO)将颠覆许多高度离散、信息不透明市场的游戏规则，进而创造一个更高效、低成本、自动化的即期市场(Spot Market)
开栏序语
我在美国和中国已分别工作生活了5年多。过去60年，美国诞生了一大批拥有创新商业模式的公司。我相信未来50年里，中国创业家面临同样的机遇。了解学习国外最新商业模式的精髓，并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践，正是我撰写这一栏目的初衷
晓冬观点
“去中介化”将成趋势
“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印刷和货运，两个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业，在同一种商业思考的放大镜下却显得如此相似。中国的印刷或物流行业集中度比起美国更低，价格也更不透明，从事这些行业的企业家们相信能从这两个美国企业身上看到自己行业的未来。然而InnerWorkings和Echo的成功给中国的创业家们带来的启示决不仅于此。中国的服务行业正在从高度集中计划到高度离散无序的演进中。今天，除了电信金融能源等垄断性服务行业外，大部分服务都是由千千万万个各自为政的小业主提供的，从零售到旅游到房产无一不是如此。也正因为这些小业主的千差万别，各个服务细分行业才产生了大量的“中介”，从批发商到导游到房屋经纪。这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促进了中国服务业的大繁荣大发展，然而随着消费群体对品质和成本追求的不断提升，“去中介化”将成为许多行业的共同趋势。
2001年冬天，一家服务于商业印刷市场的公司InnerWorkings在芝加哥成立了。美国印刷市场在2004年就已达到了1600亿美元的规模。可是这一市场增长缓慢(每年仅2%～3%)，且高度离散(全国有44000多家印刷厂，且最大的厂仅占整个市场4.3%的份额)。然而InnerWorkings自成立起创造了从2002年400万美元收入到2008年4亿美元收入，7年100倍的成长，并在2006年成功登陆纳斯达克，市值曾一度近9亿美元。在无纸化趋势日盛的时代，这家不拥有任何印刷设备的企业如何能拥有这样的商机呢?
原来InnerWorkings的团队发现了这一个行业的潜规则：印刷厂最大的成本来自昂贵的专业印刷设备投入，而全行业设备的闲置率已经达到过去30年的最高峰。另一方面，很多大中型企业为了完成各种印刷任务需要同时和20多个印刷单位打交道，不仅程序繁杂而且无法因为采购量多而获得更大的议价能力。InnerWorkings为此投入大量资源创建了一个名为PPM4的数据库，里面有超过8000家印刷厂的设备信息、历史定价信息、目前设备利用情况等数据。当销售代表为客户提交了打印任务后，InnerWorkings的系统会根据用户需求和数据库实时动态创建一个即期市场，用动态竞标的方式为客户在有闲置设备资源的打印厂找到远低于长期市场平均水平(通常至少低10%～ 20%)的服务。在为用户提供这样低廉价格的情况下，InnerWorkings还是能获取最高30%的收益，可见它们的系统为原本离散无序的商业印刷市场提升了多高的效率。更为宝贵的是，InnerWorkings数据库的信息随着服务客户的增加日益精准高效，以至于像联合利华这样的大公司也将外包所有品牌印刷、促销与展示相关文件，包括直接寄发的邮件、采购单印刷、商业印刷、包装等给InnerWorkings。
随着消费群体对品质和成本追求的不断提升，“去中介化(disintermediation)”将成为许多行业的共同趋势
如果故事到此结束，这也许还只是一个行业模式创新的探索。接下来发生的事则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思维。
2005年，InnerWorkings的创始人Eric Lefkofsky和Rich Heise又在一个全新的行业创立了一家新的企业：大中型企业的物流外包服务提供商Echo Global Logistics。
和商业印刷一样，美国6000亿美元的货运市场高度离散，有超过10万家服务提供商。在同一时间总是有超过30%的运输能力被闲置。Echo每天从它超过15000家客户那里获取它们当天的货运需求，然后利用它独有的数据库系统ETM自动生成一张可能有闲置运力的货运提供商名单以及它们可能的定价分布。Echo将这一预测信息通过网络直接传给了它位于印度的外呼中心。中心客服就会据此通过电话和名单上的货运提供商联系并谈价，同时将谈价过程中搜集的运力和价格信息及时输入ETM数据库中。正如InnerWorkings为闲置的印刷设备提供了买家那样，Echo也为闲置的运力资源创造了一个即期市场。据统计，通过Echo，客户平均每单能节省6% ～12%的成本。Echo的收入也从2005年创立之初的700万美元快速增长到2009年的2.6亿美元，5年成长了37倍，并于2009年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
本文来源|《创业家》 文 / 蒋晓冬
中介不再是必须的。信息密集、轻资产的业务流程外包(BPO)将颠覆许多高度离散、信息不透明市场的游戏规则，进而创造一个更高效、低成本、自动化的即期市场(Spot Market)
开栏序语
我在美国和中国已分别工作生活了5年多。过去60年，美国诞生了一大批拥有创新商业模式的公司。我相信未来50年里，中国创业家面临同样的机遇。了解学习国外最新商业模式的精髓，并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践，正是我撰写这一栏目的初衷
晓冬观点
“去中介化”将成趋势
“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印刷和货运，两个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业，在同一种商业思考的放大镜下却显得如此相似。中国的印刷或物流行业集中度比起美国更低，价格也更不透明，从事这些行业的企业家们相信能从这两个美国企业身上看到自己行业的未来。然而InnerWorkings和Echo的成功给中国的创业家们带来的启示决不仅于此。中国的服务行业正在从高度集中计划到高度离散无序的演进中。今天，除了电信金融能源等垄断性服务行业外，大部分服务都是由千千万万个各自为政的小业主提供的，从零售到旅游到房产无一不是如此。也正因为这些小业主的千差万别，各个服务细分行业才产生了大量的“中介”，从批发商到导游到房屋经纪。这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促进了中国服务业的大繁荣大发展，然而随着消费群体对品质和成本追求的不断提升，“去中介化”将成为许多行业的共同趋势。
2001年冬天，一家服务于商业印刷市场的公司InnerWorkings在芝加哥成立了。美国印刷市场在2004年就已达到了1600亿美元的规模。可是这一市场增长缓慢(每年仅2%～3%)，且高度离散(全国有44000多家印刷厂，且最大的厂仅占整个市场4.3%的份额)。然而InnerWorkings自成立起创造了从2002年400万美元收入到2008年4亿美元收入，7年100倍的成长，并在2006年成功登陆纳斯达克，市值曾一度近9亿美元。在无纸化趋势日盛的时代，这家不拥有任何印刷设备的企业如何能拥有这样的商机呢?
原来InnerWorkings的团队发现了这一个行业的潜规则：印刷厂最大的成本来自昂贵的专业印刷设备投入，而全行业设备的闲置率已经达到过去30年的最高峰。另一方面，很多大中型企业为了完成各种印刷任务需要同时和20多个印刷单位打交道，不仅程序繁杂而且无法因为采购量多而获得更大的议价能力。InnerWorkings为此投入大量资源创建了一个名为PPM4的数据库，里面有超过8000家印刷厂的设备信息、历史定价信息、目前设备利用情况等数据。当销售代表为客户提交了打印任务后，InnerWorkings的系统会根据用户需求和数据库实时动态创建一个即期市场，用动态竞标的方式为客户在有闲置设备资源的打印厂找到远低于长期市场平均水平(通常至少低10%～ 20%)的服务。在为用户提供这样低廉价格的情况下，InnerWorkings还是能获取最高30%的收益，可见它们的系统为原本离散无序的商业印刷市场提升了多高的效率。更为宝贵的是，InnerWorkings数据库的信息随着服务客户的增加日益精准高效，以至于像联合利华这样的大公司也将外包所有品牌印刷、促销与展示相关文件，包括直接寄发的邮件、采购单印刷、商业印刷、包装等给InnerWorkings。
随着消费群体对品质和成本追求的不断提升，“去中介化(disintermediation)”将成为许多行业的共同趋势
如果故事到此结束，这也许还只是一个行业模式创新的探索。接下来发生的事则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思维。
2005年，InnerWorkings的创始人Eric Lefkofsky和Rich Heise又在一个全新的行业创立了一家新的企业：大中型企业的物流外包服务提供商Echo Global Logistics。
和商业印刷一样，美国6000亿美元的货运市场高度离散，有超过10万家服务提供商。在同一时间总是有超过30%的运输能力被闲置。Echo每天从它超过15000家客户那里获取它们当天的货运需求，然后利用它独有的数据库系统ETM自动生成一张可能有闲置运力的货运提供商名单以及它们可能的定价分布。Echo将这一预测信息通过网络直接传给了它位于印度的外呼中心。中心客服就会据此通过电话和名单上的货运提供商联系并谈价，同时将谈价过程中搜集的运力和价格信息及时输入ETM数据库中。正如InnerWorkings为闲置的印刷设备提供了买家那样，Echo也为闲置的运力资源创造了一个即期市场。据统计，通过Echo，客户平均每单能节省6% ～12%的成本。Echo的收入也从2005年创立之初的700万美元快速增长到2009年的2.6亿美元，5年成长了37倍，并于2009年成功在纳斯达克上 市。
本文来源|《创业家》 文 / 蒋晓冬
“这位是业界评论家郭开森……”在参加一个沙龙时，主持人不由自主地这样介绍我。我马上站起来说，对不起，请在我的名字前加上“玄鸟传媒CEO”。
是的，若干年以前，我的名字是跟某著名媒体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是21世纪经济报道、IT经理世界或者是新浪网。但是，现在我的名字前面是一个不知名的企业——玄鸟传媒。我要让公众了解，我的名字是和她在一起的。虽然这是一个不知名的服务型企业，这样的企业，在北京少说也有3000家。但是，这个企业是我自己创立的，流淌着我内心创业的原始冲动。
任何人或者企业，从不知名到知名，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又一个邮件，一次又一次电话，一场又一场访谈或者活动聚积起来的。我现在仍记得刚做记者的时候，我在给别人做自我介绍时，别人问我，21世纪经济报道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你们报纸的名字这么长，你们报纸是不是22世纪就不办了，等等，这些现在看来很奇怪的问题。那是在2001年年初。报纸的发行量从零到10万份、广告额从零到1000万、3000万、5000万，我经历了整个过程。我现在回味起来，仍然很兴奋。因为那是真正的激情燃烧的日子。
回顾21世纪经济报道的创业历程，是为了让我的朋友们了解一个常识：企业是由小变大的，公司是由不知名到知名的。姚明不是出生的时候就长成小巨人的身高的。
因此，人人都留恋平台，人人都希望在品牌企业工作。但是，有没有人想过，所有的品牌，都是从零开始的。为什么不敢于归零呢？
很多企业家内心深处，其实，总是非常的焦虑。心态的平和，不在于你拥有多大的企业。只有，什么时候敢于归零了，像史玉柱那样，多次咸鱼翻身，什么时候，心态才能真正平和下来。这里面，最本质最核心的，是品牌和团队。
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一个企业平台上工作，都需要肩负企业品牌的维护和传承。这是完全在业务之外的思考和坚持。品牌往往在关键时刻，比任何业务都重要。而品牌的内在魅力，则一定是企业文化。
前一阵子，遇到一个创业3年多，年营业额过亿的公司老总。我问他下面的人力资源副总裁，你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可以用一两句话总结一下吗？那位女士说，对不起，我们内部正在总结。这个回答是很令人失望的。
我要送给这位企业老总一句话：没有文化，实在太可怕。
所以，我们的企业，不要再去抱怨，找不到合适的人才。因为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文化，是否有足够的张力，承载人才、培养人才、容纳人才。
我们虽然是一家第三方服务公司，并不在媒体这个中央球场，没有令人羡慕的光环。我们做的是无形的服务，不是有形的产品。但是，我们仍然有自己的企业文化。我们给员工上的第一课，就是企业文化。我要求自己的同事，在任何场合，面对任何人，都能够准确无误地说出自己的企业文化三个要点：赢的文化、超出预期、透明沟通。
在最近的几次网络事件中，我一直在反思自己的思考方式。最后的结论是，我还是觉得，个人不足道也，集体和组织的力量是企业的根本。在关键时刻，个人要服从组织。
业务可以丢，但团队不能放弃。而如何培养、吸收和容纳人才，这是一个开放式团队最重要的根本。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十个中国人难道就一定是虫吗？标准化动作制定后，如何发挥个人的作用？中国足球在宣告中国男子体育****在团队合作上失败后，我们的企业主应该进行怎样的自我反思？等等。
2010年，中小企业生存的外部环境也许要比2009年更为恶劣。如何打造一个战斗的团队？“赢的文化、超出预期、透明沟通”如何落实到我们这个不大的组织和团队中去？
以上两大问题，目前还没有答案，仅当思考片段，记录下来。
创立一家服务性企业，一样需要，好的团队、商业模式的思考，以及企业文化。
文郭开森
跟随一个团队创业，和以自己为主导出来创业，是完全两回事。尤其是，当你创立的企业是一家服务型的公司时。这两个过程，我分别在2000年和2008年经历过。
有人说，创业不容易，公关早红海。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进来的时候，是对网络公关有点理想化了。08年年初，公司开干以后，发现和脑子里的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要生存，首先没办法挑选客户，其次无法和客户议价。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对创意和执行没有太多话语权。市面上90%的公关服务公司都是这样定位自己：公关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创意只是吸引客户上钩的鱼饵，创意的价值无法量化，就只能靠计件工资的劳动量来衡量了。
于是，只能边做边思考。至少，差异化和规模化要做到其中一样。过去1年多，我们已经做到了差异化。不说选择客户，但至少可以婉言谢绝一些客户。在整体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少即是多，宁缺毋滥。这样，才能先生存下来。
经常有人问：创业成功，什么最重要？比较公认的看法是，“商业模式最重要”、“市场需求最重要”，或者VC们挂在嘴边的，“团队最重要”。
做了2年了，我的感觉是：先不要去想那么多，做起来就可以。做什么？做自己最熟悉的。因为熟悉，所以，规律很容易掌握。因为熟悉，你就可以去说服别人。创业是要带兵打仗的，所以，说服你的合作伙伴，你的战友团队，以及你的客户，是很重要的。这所有的前提，是说服自己。因为熟悉，所以前提问题已经解决了。也是因为熟悉，上面的几项说服工作，应该是得心应手的。
做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商业模式问题，有长期和短期的矛盾分歧。也就是说，商业模式是可以变化的，有现金流的商业模式，至少短期是好的。如果我们发觉自己只能长成灌木，我们为何不做好灌木？我们为何不允许自己做灌木的同时，抬头看看参天大树是如何做成的？商业模式是需要不断思考，修正，而不是一味地坚持。尤其是服务型的企业。市场需求的变化，导致其商业模式必须改变。IBM不是说，随需而变吗？
其实，公关真的可能不是一个朝阳行业。一个好的朝阳行业，应该是傻子进来都能赚钱的。现在我们这个行业，一定要逼得像我们这么牛逼的人，打拼一年才能赚点小钱。说明，这个行业的确不朝阳了。好的股票是人人都能赚钱的。好的行业应该也是如此。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始终认为，商业模式没有团队重要。和谁在一起战斗，是最重要的。大家在一起，饭能吃到一个锅里，话可以越说越投机，干活儿可以取长补短，刚开始创业，在一起做什么，并不打紧。
所以，我在创业之初，经常对自己说的是，乱拳打死老师傅。
团队、商业模式树立后，接下来，最重要的是企业的文化。因为服务型公司没有有型的产品，一开始几乎也没有品牌，所有对外的接口和品牌体现，都是由人、服务和“输出键”（类似工作报告等）构成，没有特定的文化，也就没有凝聚力，更别说公司特色和魅力了。差异化做不好，生存都很难解决。文化是做好服务差异化的基石。（上面是解释为什么对服务型公司重要）
前一阵子，遇到一个创业3年多，年营业额过亿的公司老总。我问他下面的人力资源副总裁，你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可以用一两句话总结一下吗？那位女士说，对不起，我们内部正在总结。这个回答是很令人失望的。
我们虽然是一家第三方服务公司，并不在媒体这个中央球场，没有令人羡慕的光环。我们做的是无形的服务，不是有形的产品。但是，我们仍然有自己的企业文化。我们给员工上的第一课，就是企业文化。我要求自己的同事，在任何场合，面对任何人，都能够准确无误地说出自己的企业文化三个要点：赢的文化、超出预期、透明沟通。
其实，越是软性的服务和产品，越需要文化力。这是一个企业的内在生命所在。企业文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不容易。这是个长期的过程，因为和组织中的每个人相关，所以如林彪所说，要求“刻在脑子里，融到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
最后讲用人方面的一个体会。如果同样一个岗位，要在两名员工上做取舍：一个是貌似有很多资源，对行业很了解，上来就可以办很多事情的员工，但是，他有自己一套的固有的行动方法，并且坚持。另外一个则是有潜力，对行业并不熟悉，但善于学习，尚未形成对职业和行业的核心价值观的人。我想说的是，我更愿意录用后者。
我想，这个法则不仅适用于服务型的创业公司，而且适合所有立志高远的创业者。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相信，这个年头，我们这种“创二代”创业，多少还是需要一些长远眼光。
12日早上百度被黑，网上开始有人说，百度之所以被伊朗黑客选中，是因为“Baidu在美国上市使用了中国的Google这么一个概念，但Baidu公司注册于英属开曼群岛，Baidu的创始人李彦宏持有美国绿卡，Baidu启动的资金是美国的风险投资，现在美资在Baidu中占有 51%以上的份额，所以百度是一家地地道道的美资公司。所以伊朗人才不惜代价干掉了百度。
这种说法，非常可笑，但却在网上流传甚广。让我不由得想起多年前，网络上流传说，新浪是日本企业，原因是sina的发音和****类似。
关于百度是哪国企业的问题，细细想想其实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开曼群岛是最大的离岸注册地和避税天堂，很多大的互联网公司都是在这边注册的。绿卡又不代表美国国籍。连续6年超过半年不在美国居住就取消绿卡，更何况，曹国伟、张朝阳这些在国外留学回来的互联网大公司CEO，都是绿卡的拥有者。第三点，关于股份比例，就更经不起推敲。中国目前主流的互联网公司，无不是靠风险投资创立，而如今大半选择纳斯达克上市。互联网企业是全球化的，在中国国内运营、员工90%都是中国人，服务对象也主要是中国网民。这些事实，足以支撑，百度和新浪、搜狐一样，都是中国本土的互联网公司。
进一步说，国外黑客为什么选择百度？是因为在目前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中，百度的国际影响力比较大，甚至在某些老外看来，百度就代表中国互联网。同时，百度又是少数技术公司，掌握了一部分互联网的核心技术。黑掉百度，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现在事实很清楚，百度被黑，是因为其域名解析在美国****商处被非法篡改，导致用户不能正常访问百度。这次百度被黑事件，至少给我们每一个互联网使用者在网络安全上上了一课。除此之外，更让我觉得，中国需要更多的像百度这样的民族互联网公司。
试想，百度被黑，有多少人害怕自己的搜索记录被偷走。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个外国黑客，黑了一个中国的搜索引擎。我们在百度搜索的，也许有公务员、有军人，这些人的行为记录，都是涉及国家安全的。要知道，Google才是真正的美国企业，在涉及到意识形态等核心利益上，Google肯定是与美国政府沆瀣一气的。
这么说，好像有点民族主义，但确实是事实。互联网是没有国界的，但互联网企业和员工却是有国籍的。一个企业是哪国企业，与企业的注册地无关。我为了少交税——33%的税啊——去外国注册，代表什么。什么也代表不了。
而所谓中国的民族企业。我认为，就是那些能够保护中国人利益的企业，尤其是核心利益。 当然，不会是外国人的企业。Google凭什么会保护另外一个国家人民的利益？二战的时候，一些机械制造企业，立刻被帝国主义改造成了军工厂。往远点说，下一场战争如果发生，一定是信息战和网络战，到那个时候，google被美国政府征用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
难道说，百度会在战时出卖自己国家？显然，百度不会。所以，我要说，民族的百度是黑不倒的。
12日早上百度被黑，网上开始有人说，百度之所以被伊朗黑客选中，是因为“Baidu在美国上市使用了中国的Google这么一个概念，但Baidu公司注册于英属开曼群岛，Baidu的创始人李彦宏持有美国绿卡，Baidu启动的资金是美国的风险投资，现在美资在Baidu中占有 51%以上的份额，所以百度是一家地地道道的美资公司。所以伊朗人才不惜代价干掉了百度。
这种说法，非常可笑，但却在网上流传甚广。让我不由得想起多年前，网络上流传说，新浪是日本企业，原因是sina的发音和****类似。
关于百度是哪国企业的问题，细细想想其实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开曼群岛是最大的离岸注册地和避税天堂，很多大的互联网公司都是在这边注册的。绿卡又不代表美国国籍。连续6年超过半年不在美国居住就取消绿卡，更何况，曹国伟、张朝阳这些在国外留学回来的互联网大公司CEO，都是绿卡的拥有者。第三点，关于股份比例，就更经不起推敲。中国目前主流的互联网公司，无不是靠风险投资创立，而如今大半选择纳斯达克上市。互联网企业是全球化的，在中国国内运营、员工90%都是中国人，服务对象也主要是中国网民。这些事实，足以支撑，百度和新浪、搜狐一样，都是中国本土的互联网公司。
进一步说，国外黑客为什么选择百度？是因为在目前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中，百度的国际影响力比较大，甚至在某些老外看来，百度就代表中国互联网。同时，百度又是少数技术公司，掌握了一部分互联网的核心技术。黑掉百度，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现在事实很清楚，百度被黑，是因为其域名解析在美国****商处被非法篡改，导致用户不能正常访问百度。这次百度被黑事件，至少给我们每一个互联网使用者在网络安全上上了一课。除此之外，更让我觉得，中国需要更多的像百度这样的民族互联网公司。
试想，百度被黑，有多少人害怕自己的搜索记录被偷走。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个外国黑客，黑了一个中国的搜索引擎。我们在百度搜索的，也许有公务员、有军人，这些人的行为记录，都是涉及国家安全的。要知道，Google才是真正的美国企业，在涉及到意识形态等核心利益上，Google肯定是与美国政府沆瀣一气的。
这么说，好像有点民族主义，但确实是事实。互联网是没有国界的，但互联网企业和员工却是有国籍的。一个企业是哪国企业，与企业的注册地无关。我为了少交税——33%的税啊——去外国注册，代表什么。什么也代表不了。
而所谓中国的民族企业。我认为，就是那些能够保护中国人利益的企业，尤其是核心利益。 当然，不会是外国人的企业。Google凭什么会保护另外一个国家人民的利益？二战的时候，一些机械制造企业，立刻被帝国主义改造成了军工厂。往远点说，下一场战争如果发生，一定是信息战和网络战，到那个时候，google被美国政府征用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
难道说，百度会在战时出卖自己国家？显然，百度不会。所以，我要说，民族的百度是黑不倒的。
无论是iphone还是黑莓（Black Berry），或许都只是运营商摆弄的噱头而已。
本文首发《财经》杂志，欢迎转载。 本刊特约作者 郭开森 发自北京
兵贵神速，王建宙深谙此道。12月15日，中国移动通过其在巴基斯坦的子公司宣布将在该国推出黑莓（BlackBerry）解决方案的消息就已经传至国内大江南北。
一周前的12月8日，当王建宙再次将中国移动的名字与黑莓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时，王建宙笑得很灿烂，已到花甲之年的他甚至还坦言自己“很兴奋”。在无数聚光灯的闪耀下，王建宙正式宣布：将在2010年与他的老搭档RIM公司联合推出基于黑莓智能手机平台的TD-SCDMA版3G手机服务。
显然，此时的他已经忘记了痛失苹果iphone手机的伤痛。
令王建宙兴奋的理由或许是：据IDC今年11月的统计报告显示，如今RIM的出货量同比大幅增长35.7%，市场份额也从14.6%升至19.0%，已经成功反超了此前势头强劲、与王建宙失之交臂的苹果。
所以这一次，摘下黑莓，他显得志在必得。
中国移动：醉翁之意不在酒？
笑得灿烂，但未必出于真心。
事实上，对于当年痛失苹果iphone的原因，中国移动对此一直讳莫如深。此后，中国移动一直承受着外界对它“在3G推进力度上进展缓慢”的指责与压力。以至于这一次联手黑莓，也仅仅被很多业内人士解读为“弥补被联通抢走iphone而不得不为之的举措”。言下之意是：黑莓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与之对应的一个重要注脚是：此前与RIM打得最火热的并不是中国移动，而是中国3G市场的另外一个巨头中国电信。而且，中移动自己也很清楚，此次与RIM签订的合作协议并不是排他性的，而且，RIM已经公开宣称，未来不排除与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联手合作。
“如此一来，RIM的黑莓真的可以给中国移动的3G策略带来转机么？” 飞象网CEO项立刚对记者如此反问说。
首先是时机问题。中国移动TD版黑莓手机真正推出时间为2010年，届时中国3G市场已经开启1年有余，而联通版的iphone手机也将销售了近1年之久。黑莓作为以push mail （邮件推送）和qwerty键盘（全键盘）为主要卖点和特色的手机，到时候是否叫座，则是未知数。更为要命的是，TD制式的3G手机，只能在中国境内使用，对于可能进行国际漫游的高端商务人士来说，这将会是一个尴尬的选择。
其次，在手机消费习惯方面，中国人更习惯短信沟通，与黑莓主打的邮件推送服务并不相符，并且后者带来的数据通信资费问题也很难在短期内解决。这一次黑莓决定选择的主要手机分销商是并不熟悉具体业务的神州数码，虽然手机的PC化是一个趋势，但这种大胆的选择将可能让黑莓走更多的弯路。
此外，项立刚看来，黑莓独特的操作系统导致其可应用的国内第三方软件很少，导致大规模使用将面临实际困难。“中国移动正在主推的操作系统是基于 ‘OMS’操作系统（Open Mobile System ，简称 ‘OMS’）的 Ophone手机，而黑莓或许只是中国移动大餐后的一个小小甜点而已，是中国移动一个吸引市场注意力的权宜之计。”
此前，中国移动研究院终端研究所所长于川亦多次公开对外表示，当前中国移动真正的要务是全力开发基于谷歌开放平台Android的“OMS”操作系统。在他看来，只有在这一突破操作系统上的技术瓶颈，中国移动才能彻底解除对核心技术的依赖和对其业务发展的根本制约。而这，才是未来决定中国移动在3G战局最后胜败的关键。
“中国移动自主打造的OMS操作系统一旦成功，将创造属于自己的全新3G平台，必将率先真正实现运营商的互联网化，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移动倒是有长远眼光的。”业内人士对记者如是分析说。
运营商的算盘
无论是iphone还是黑莓，或许都只是运营商摆弄的噱头。
“如何拉动3G产业链？三大运营商从拿到3G牌照那一刻起，各自的心里就非常清楚。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让不同的手机终端，去满足消费者不同的3G需求。为此，三大运营商的具体策略也大相径庭。”深圳华为集团一位不愿具名的前高管对记者说。
过去多年来，中国移动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移动通信运营商，其“老大”的自我定位决定了中国移动“以我为主”的一贯策略。当3G这个全新的市场首度在国内开启时，中国移动开始仍是“霸王一呼，应者云集”的架势。不过，拼杀了大半年下来，中国移动这才稍有冷静地感觉到：无论是自己TD版的CMMB电视手机，还是携手联想推出的Ophone手机，其真正的销量与自己的设想相去甚远。首战不利，显然在客观上影响了中国移动的3G放号速度。
与中国移动合作的3G手机厂商们也在一边驻足观望 。因为与中国移动合作，就意味着它们必须要生产TD版手机。这是很多厂商，尤其是欧美手机厂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欧美厂商因为其对中国市场了解各异，判断的偏差非常明显。因为在欧洲，3G制式是以WCDMA为主，而美国则是以CDMA2000为主，而这两种3G标准分别现在已分属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此外，由于TD版手机芯片和解决方案的重新设计和磨合都需要时间，这对欧美系手机企业而言，都是现实障碍。
记者甚至获悉，不少欧美手机企业真正做TD版手机的研发人员不过才几十人的队伍，实际开发和生产都是由比亚迪这样的公司来做。所以，TD版的黑莓手机何时能得以大规模面世，市场疑虑尚且不少。
而中国移动也终于学会了逐渐自我改变。王建宙开始意识到，在3G角力的过程中，终端手机的多寡，某种意义上才是运营商的“核心竞争力”。于是，在2009年初出现了这样一幕：王建宙竟然多次亲自登门拜访手机厂商，请求他们支持TD，令手机厂商们大感意外。
与中国移动不同，刚刚获得3G牌照中国电信则一直默默地谋求后发制人，其推出的“天翼计划”极具侵略性。中国电信采取紧贴韩国三星、LG以及中国诸多国产手机厂商，大走实用主义路线。虽然与中国电信合作的国产手机品牌各异，既有高端商务型的宇龙酷派，也有中低端的华为、中兴和天语，可谓五花八门。但一年下来，中国电信的3G号发放速度居然是最快的。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12月15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今年10月底，中国电信的3G用户已达到481万，位列三大运营商之首。
在业内人士看来，没有任何包袱的中国电信，在3G的起跑阶段，已然成为中国3G“加速度最强烈的一股势力”。
一个有趣的故事是：3G牌照甫一发放，中国电信掌门人王晓初就亲自出马，奔走于全国各大省市与地方党政一把手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向他们亲自推荐来自深圳的名不见经传的宇龙酷派手机，放下身段亲自站出来为酷派做免费广告。
业内人士对记者分析，中国电信采用的CDMA标准的最后话语权仍掌握在美国高通公司手里，这是它最大的软肋。中国电信在起跑阶段已占先机，未来将暂时优势转化为胜势的关键是能否将3G手机的盘子继续做大。“只有跟随的手机厂商越多，用户的盘子越大，它最后胜算的机会才越大。”
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相比，在市场策略上，中国联通则采取了更为激进的策略。其“精彩在沃”系列广告，无论从推广规模和影响深度来说，几乎是大街小巷，妇孺皆知。最新的媒体甚至报道称，联通iPhone手机上市后，前四天的销量仅为5000部，但自从联通打响“24个月合约计划”后的10月30日到12月10日，其iphone销售总量已超过10万部。这其中，与联通签订了“24个月合约计划”的IPhone手机用户约占总销量的71%。“24个月合约计划”真可谓功不可没。
而事实上，长期以来在中国的电信市场格局中，联通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因为上一轮电信重组受到的影响最大，与老网通的人事等机制也尚未厘清，联通一直被迫负重前行。这次仅凭一时的市场推广策略能否长久站稳脚跟，显然还尚需观察。
手机市场借势洗牌
如果说手机厂商决定终端用户的话，与三大运营商命运紧密相连的国内手机市场，也已然开始了一轮新的洗牌。
此次中国移动引入TD版黑莓手机，最好的结果只是掀起一池涟漪，最坏的结果则是打了水漂。不管对运营商的最后结果如何，对手机市场而言，更多的国内外手机品牌将得以借助3G进入中国市场，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至少，让国产手机厂商们有了更多的学习对象，国内的消费者也得以有机会体验更多不一样的手机。
而通过与运营商捆绑手机进行手机销售，在国外早已成为惯例。仍以黑莓为例，作为在美国排名第一的智能手机，黑莓在消息推送、社交网络应用等互联网服务方面风靡全球，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是黑莓手机的忠实用户。市场甚至传言说美国国家安全局官员曾要求奥巴马自宣誓就职当天起就停止使用黑莓手机，但遭到奥巴马拒绝。这位黑莓的总统粉丝通过与国会周旋，最终得以把心爱的黑莓带进了白宫。
今天，国内运营商自己集中采购、销售手机，尤其是3G手机，也已经成为一种行业惯例。而与运营商合作、搭上运营商话费补贴的顺风车，正在成为国内越来越多的手机生产企业的首选渠道。当前，韩国的三星、LG以及中国本土的华为、中兴、酷派即为典型代表。即便是一直以渠道取胜的天语手机，现在也开始走上了运营商路线。
当摩托罗拉已成往事、西门子、索尼爱立信也日渐衰落之时，仅指望一款产品打遍天下的国产手机普遍感到了危机。“手机市场的洗牌，运营商在背后的推波助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酷派手机市场总监古勇对记者的分析可谓一语中底。
如此看来，对手机厂商们而言，让黑莓进来多搅几次局，至少也是手机厂商们借机洗牌的难得噱头，这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